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，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，实现“十四五”良好开局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特约撰稿欧阳倩编辑覃柳笛
年5月20日，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上，参观者观看“全连接工厂”演示模型(赵子硕/摄)
年1月17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初步核算，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为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8.1%，两年平均增长5.1%，人均GDP为1.25万美元，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。
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同比增长18.3%，二季度增长7.9%，三季度增长4.9%，四季度增长4.0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，比上年增长7.1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，增长8.2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，增长8.2%。
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，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，实现“十四五”良好开局。
年全年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？年中国经济会走向何方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近期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、上海市政协委员陆铭。
陆铭
成绩非常不易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如何评价今年中国的GDP增长数据？
陆铭：在内外环境交织影响下，中国取得8.1%的经济增长、两年平均5.1%的增长成绩很不容易。总体来看，制造业恢复得比较好，服务业则恢复得相对缓慢。因为目前人口流动还没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，而且零星疫情不断涌现，个别地方甚至较为严重，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活动暂时停滞，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。再加上年内的一些政策管控，对某些特定行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面对挑战。一方面，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出口优势在未来可能面临收缩。年上半年的出口形势非常好，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国家受疫情冲击造成产业链断裂，部分需求转移到疫情控制比较好的中国，但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其他国家经济缓慢恢复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压力就会增大，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。
另一方面，持续两年多时间的疫情冲击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，特别是服务业领域中小企业，影响比较大。随着后疫情时代到来，这些企业能否满血复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，目前决策层也看到了这些问题，并正在着手完善相关政策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年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.1%，比上年提高了4.4个百分点。对此你怎么看？
陆铭：我国内需潜力大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。第一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时，这个国家就会释放出大量的消费增长空间，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。第二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、特别是新兴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如信息化建设、数字经济等，都会催生大量新投资新消费。第三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市场。城市人口多、人口密度大，对于促进消费（特别是服务消费）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但是，当前的消费潜力还未完全发挥出来。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：一是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趋缓，部分员工收入受到影响，这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。
二是从经济发展规律来讲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会越来越高，对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则会逐渐放缓，比如家电、汽车领域增长幅度在放缓，早在两年前汽车销售就出现了见顶现象。但与此同时，大量集中在服务领域的需求又未完全释放，受疫情冲击，人们的消费观念趋于保守，旅游、餐饮、文化、影视等领域的消费潜力都没有充分释放。
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我们知道，国务院日前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，再次明确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。据相关统计，截至年末，中国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规模达到42.4万亿元，环比去年增长8.2%，数字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。与此同时，近年互联网领域监管政策频出，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》，到《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》，也可见不少互联网企业市值大幅缩水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陆铭：我认为互联网行业代表着一个国家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水平，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。应该说，互联网行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动能。但是也有一些良莠不齐的现象出现。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，个别头部企业存在垄断行为，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，相关行业应该对这些不良趋势作出反思。
国家调控政策意在引导互联网行业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，而非抑制。与此同时，互联网企业应该看到，我国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强调“ESG”（Environmental、Social、Governance），也就是环境保护、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。在相关议题上，企业应该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社会、环境及治理的相应责任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从年开始，我国新出生人口出现显著下滑。年全年出生人口为万，人口出生率为7.52‰。你怎么看？
陆铭：中国的确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现象，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消退。但年人口增长率的下滑，既有长期因素，可能也有暂时的、不可低估的因素，即疫情所带来的不便和顾虑。但到底这个因素能产生多大影响，还需要看后续发展，短时间内难以评估。
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下降的趋势下，我认为中国经济应该更加注重人力资源质量提升，通过发展教育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动能。同时，我们也更应该重视人力资源结构，将越来越宝贵的人力资源匹配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地区、行业和部门，以此延长劳动力的人口红利。
年10月23日，南昌大学就业“百场校招”活动现场（彭昭之/摄）
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改革开放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我国当前面对的外部复杂环境主要有哪些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冲击？
陆铭：我认为，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疫情影响。来自疫情的影响相对比较复杂，随着奥密克戎病毒毒性的下降，欧美市场对于疫情的管控或将放松，全球或将进入后疫情时代，这对中国来说有利有弊。好的一面是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恢复，中国的出口需求将会增加；但另一面是，如前文所述，中国在疫情期间形成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。
第二，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，同样是喜忧参半。年，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已经正式启动，同时中国还在积极加入CPTPP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），中国将会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再加上中国正推进的制度性开放，这对中国是利好因素。
与此同时，未来一段时间内，中国还将处于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中。我们既要更加积极、主动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，又要积极应对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，减缓、消除不利因素，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截至年1月21日，全国至少已有10个省份提出年GDP增速预期在7%及以上。对此你怎么看？年全年经济情况会怎样？
陆铭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疫情之下的增长速度，年、年两年增速平均达到5%，进入年，随着疫情走向缓和，我国经济发展也将逐步回归常态。虽然面临内外环境的诸多挑战，但我国经济基础牢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没有变。未来一年，如果各种有利因素得到释放，全国经济稳健增长是完全可以达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