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开始是少数新公司，后来是大企业，现在连老牌企业也变了。一位日本社会学家16年的社会观察。
文丨姚胤米
编辑丨黄俊杰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日本企业CEO曾是他们的同行们最羡慕的一群人。不是因为他们赶上的市场机会更好，而是他们拥有全世界最最敬业又最最勤奋的雇员。
不需要企业文化灌输，也不需要定期考核价值观，雇员们自发地为公司奉献自己的时间，充满骄傲和荣誉感地交出自己的人生，跟着它一路往前闯出去。他们的忠诚心和生产力是那么令人惊叹，以至于人们只能用“企业战士”来比喻他们卖力到愿意为公司粉身碎骨的决心。
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，“企业战士”们共同书写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。年，二战结束的第33年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
无限的乐观主义在社会上蔓延，人们普遍相信房价永远会涨、自己永远不会被公司抛弃，并且薪酬永远会增长。他们据此消费、贷款30年买房、重金投入子女教育。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在年发表演讲，题目是《21世纪的日本——10倍经济社会与人》，他认为高倍率的增长还将继续，明日一定会比今日更好。
衰退自年代陡然出现，又续上年金融泡沫破灭。危机顺着太平洋涌向日本。业绩低迷，松下、索尼、东芝等日本知名大公司相继大裁员，原本和谐甜蜜的雇佣关系也走向对立。
曾被广泛认可的三大日式经营法宝——终身雇佣制、年功序列制、企业内工会，渐渐收起它们在员工心中的神圣感，变成越来越遥不可及的“曾经的好日子”。
保住营业利润变成企业的第一目标，雇员既是它们生产力的原料，也是每经营一日就要面对的成本。既然无力增长，那就降本增效吧。
“吸血企业”出现了。
他们不再耐心地培养员工、给他们成长空间，而是想方设法用尽“人形原料”的价值，再把无用之人一脚踢开，换上新的。他们依然鼓励超长时间加班，称赞特别能熬夜的雇员，承诺会让这样的员工升职，但未必兑现承诺。企业们认为自己可以恶劣地对待员工，反正在衰退下，这份工作一个人不想干，还有无数人等着干。
公司里的不同层级都有管理者们掌握成熟的精神打压技巧，让雇员们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并且怀上愧疚之心，为公司奉献全部精力和自我。碰到那些“经受不住考验”的，他们再动用各种巧妙的方法让雇员主动离职。
当经济曲线调了个方向走下去时，人们同样会拼尽全力，只为保全一份工作。
放眼日本高校，大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的四年几乎都耗费在找工作上，很多学生入学后不久就开始忙于竞选干部、参加志愿活动、找企业实习、参加国家资格考试。进入公司的人也如履薄冰，谨言慎行，生怕一个失误就成了下一个被离开公司的人。
日本企业变黑心的故事，社会学家今野晴贵已经跟踪观察了16年，他是非营利组织“POSSE互助会”的创始人，每年接受件与劳动雇佣关系有关的咨询。他见证吸血企业逐年变多，使日本从“过山车社会”进入“陷阱社会”再到滑向“俄罗斯轮盘赌社会”——好企业越来越少，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。
在著作《吸血企业》中，今野晴贵引用人力资源咨询师常见阳平《我们都是“高达”中的“吉姆”》的类比，他解释道，“吉姆”（RGM-79GM）是系列动画片《机动战士高达》中帮衬主角的量产型机器人，往往第一个被击落。那便是这个时代大部分日本人的命运。
实在有太多年轻人在他眼前被一一击落。有的因为加班太多而过劳死；有的拼尽全力却没能得到公平肯定，选择自我了结生命；大量被公司驱逐出来的年轻人，从精英毕业生变成依靠社会最低保险生活的人；还有的人永久地陷入自我否认，足不出户，从社会消失。
工会、律师事务所、心理咨询室等保护劳动利益的机构没能起到效果，而起诉的道路又是那么漫长和容易失败。年因为心理危机离职并起诉公司的人中，只有88个因抑郁症等疾病导致自杀或自杀未遂而被认定为工伤事故；即便政府承认过劳死是死亡原因，但法院往往认定是死者自己的责任，很多家属得不到赔偿。
十年前，当吸血企业第一次被提出时，日本报纸还会刊文批评年轻人精神脆弱，远不如他们父母一代能承受压力。今野晴贵一次次接受采访，不厌其烦地重复吸血企业的危害性，他著作的副标题体现了他强烈的担忧——“吃垮日本的妖怪”。
随着社会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，企业自我辩解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，日本政府也着手解决问题。从年5月开始，厚生劳动省会在其政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