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只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普通IT工程师，30岁，有老婆和2岁的孩子，一直觉得自己年富力强，从未想过会在人生最繁茂的时候面对死亡。
在1月21日院士钟南山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存在“人传人”之后，我在上海经历了三天四晚发烧、检测为疑似病例、最后康复出院的过程，如同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
在这个非常时刻，是家人、朋友与组织的关怀、是爱与勇气支撑着我渡过难关。
1月22日早上：
公司全员排查，我曾在武汉逗留12小时
年1月21日，在湖北、广东、上海、北京之外，又有其他省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，我所在的趣头条上海公司已经开始了全员疫情排查，提醒有武汉逗留史的同事第一时间报备给人力资源同事和直接上级。
这让我意识到在一周前，也就是1月15日凌晨2点左右，我曾回到武汉岳父母家——那时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经有41例，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经关闭，但外界并不知道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有多大。
15日上午8点半，我和爱人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证件，我们和一部分武汉市民一样戴上了口罩，但大部分市民是没有戴口罩的。整个办证过程大概持续了2个小时，11点我们就回到家，并和家人一起吃了午饭。
下午一点多，我到达武汉高铁站，3点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车，6点多抵达。
因为在武汉逗留的时间总共只有12个小时，外出时间只有3个小时，我认为自己病毒感染的几率极小，而且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。直到22日早上公司全员排查上报信息后，人力资源同事建议我立即返回家中办公，我开始留意身体状况，早晚测量体温，并上报给人力资源部。
噩梦还是如期而至。23日早上，我的体温达到了37.3℃，中午体温升高到38.5℃。我看媒体报道，新冠病毒的潜伏期2到14天，平均下来是七八天，而这天恰好是我从武汉返回上海的第八天。
1月23日中午：入院检查，症状“高度疑似”
23日中午，我及时来到离家医院就诊。
在排队就诊的发热门诊，我戴着口罩，告诉医生我有武汉的逗留史，当时我发烧到38℃。医生安排我抽血化验，然后加急做了CT，CT结果显示，我的肺部已经出现对称性阴影，而且血液检测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减少特征也跟新冠病毒症状相符合，医生让我等待专家组会诊。
为了防止交叉感染，这时发热门诊的医生迅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栋楼，大概是其他科室的门诊楼，我记得里面有肠道科，楼层里没有人。医生将我安置在一个诊室内等待。
2个小时后，会诊结果出来——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病症“高度疑似”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。过去，自己一直觉得还年轻，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会死在一种爆发式的病毒感染中，这一生还有那么多事情未做，还有年幼的孩子，这样死去会是多么的不甘。
此时，“高度疑似”并没有定性就是“疑似病例”，还有一丝希望。这两天，我的上司和公司人力资源同事也在密切